在今年的十大人物榜单上，也有一些名字与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危机的发展息息相关。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呼吁各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危机；Saleemul Huq 是位于孟加拉国达卡的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的主任，他在上个月的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帮助争取到了富裕国家承担由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与损害”（losses and damages）的承诺。

此外，《自然》还评选出了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有突出贡献的几位人物。北京大学的基因组学研究员曹云龙帮助追踪新冠病毒的演化，并预测了导致新变异株产生的部分突变；Lisa McCorkell 是一位患有“长新冠”（long COVID）的研究员，作为 Patient-Led Research Collaborative 的创始成员，她帮助提高了公众对该疾病的认识，并筹集到了研究经费；Dimie Ogoina 是尼日利亚尼日尔三角洲大学的传染病医生，他对尼日利亚猴痘传染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关抗猴痘疫情的关键信息。

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的外科医生 Muhammad Mohiuddin 带领团队完成了首次转基因猪心脏的人体移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戈达德航天中心的天文学家 Jane Rigby 在韦伯太空望远镜进入太空并正常工作的任务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让人类探索宇宙的能力迈上了更高的新台阶。

天文猎人 Jane Rigby：宇宙不会拒绝我

她在让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进入太空并正常工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人类探索宇宙提供了新能量。

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成功发射升空，在它可能出现的数百个问题中，Jane Rigby 一直在想一个噩梦般的场景。当这台耗资 100 亿美元的望远镜在深空展开时，必须在巨大的主镜前拥有一面副镜，以便捕捉到光子并将其传回地球。

Rigby 是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家。“这是最让我害怕的，在没有副镜的情况下，这个美丽的金色镜子可能会把光聚焦到任何地方。

”尽管她的视力较差，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她的团队为 JWST 完美地部署了副镜以及所有其他组件。随后，她还领导了评估望远镜性能的工作。这次任务的成功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从发布第一批令人瞠目的图像到发现遥远星系和系外行星大气，JWST 霸榜了 2022 年的天文学头条。在数十年来致力于将 JWST 送入太空的数千名天文学家中，Rigby 发挥了关键作用。

Rigby 自幼生活在特拉华州的农村，她看过 Carl Sagan 的《宇宙》（Cosmos）系列，也读美国天体物理学家 Sally Ride 成为宇航员的故事。她因为身材矮小而不能驾驶航天飞机，于是成为了一名天文学家。她买了一架二手望远镜，晚上带着它到田野里，和她当物理老师的父亲一起动手焊接和修修补补。

她在读本科时，便使用夏威夷凯克望远镜的数据开始了天文研究工作。当她开始在亚利桑那大学读研究生时，她又分析了美国宇航局的斯皮策太空望远镜的观测结果。她说：“当你架起一个最好的望远镜时，你会情不自禁地发现一些新东西。”

然而，在那时，JWST 是否会成功还远未明朗。自1989年设想以后，该项目就经历了进度延误和成本飙升的挑战。2010年，望远镜的所有问题恶化，她拒绝了其他两个工作机会，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此项目。“科学是如此引人入目，”她说。她的部分工作是研究如何恢复由于 JWST 预算膨胀而被削减的能力。

12 年后，与以往团队一次又一次的实验相同，望远镜的发射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进行。当望远镜与火箭分离并扩展太阳能阵列来发电时，她清晰地听到了“阵列上有电流”，她说：“很难想象那句话里包含了多少欢乐。

”5 个月的望远镜调试开始后，Rigby 在测量和理解渗入 JWST 观测的背景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 JWST 不像哈勃那样被包裹在管子里。太空望远镜科学研究所的 JWST 项目科学家 Klaus Pontoppidan 说，“她每天都非常努力地工作”，以降低背景光影响望远镜数据的不确定性。这让天文学家确信他们的测量是准确的。

7 月 12 日，Rigby 发表了第一篇关于 JWST 科学成果的论文。那一周，她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一起公布瞭望远镜的第一批图像。自此，她成为与望远镜结果有关的科学演讲和新闻发布会上的主要人物。

新冠预言者曹云龙：只有做出有效预测，才能证明你了解这个系统

他对新变异毒株的丰富描述，使研究人员能够追逐新冠病毒的演变进程。

2019 年底，曹云龙从美国回到中国，他本希望继续从事单细胞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但就在他任职北京大学研究助理后不久，新冠疫情就来了。

在那时，曹云龙和他的导师、生物物理化学家谢晓亮发现，他们的 里没有技术员和学生了。面对“停工”的情况，曹云龙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擅长的方法研究新冠病毒免疫反应的抗体。“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事免疫学和病毒学，” 曹云龙说。

如今，当科学家们看到新冠肺炎肆虐全球——裹挟着由 Omicron 衍生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曹云龙的工作为领先病毒的快速进化提供了一线希望。他的团队通过细致探测人体的抗体，成功预测出了许多定义这种“变异群”的突变。

“这绝对是一项杰作，” Laura Walker 说，她是生物制药公司 invivid 的免疫学家和首席科学官，她也一直在尝试预测 Omicron 的进化。“他们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让我们感到羞愧。”

曹云龙在谢晓亮的团队中领导着大部分新冠肺炎相关工作，他通过筛查新冠肺炎患者来获得可用于治疗的抗体。该团队与一家中国制药公司合作，挑选了两种最有效的感染阻断抗体，并开始在新冠肺炎患者身上进行试验。

早期结果看起来不错，但在南非科学家于2020年底发现Beta变种后，药物失效了，于是该制药公司停止了研发。曹云龙说：“我开始想，‘该死的，一定有更好的方法。’”

他想知道，与其基于最强抗体来开发治疗方法，或许可以确定哪些抗体对抵抗病毒变异最有弹性。他受 Fred Hutchinson Cancer Center 的进化病毒学家 Jesse Bloom 研究工作的启发，该研究描述了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改变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体结合域（约4000个氨基酸组合）影响其附着和感染宿主细胞的能力。

然而，这一研究只涉及到一种蛋白质。曹云龙想做同样类型的研究，以追踪病毒如何进化以逃避成百上千种抗体。曹云龙说，如果使用传统技术，这将需要数年的时间，于是他开发了一种可以在数周内实现的高通量方法。

曹云龙团队的研究工作详细地展示了病毒如何对抗体压力做出反应。它还确定了在躲避免疫方面提供最大效果的突变。这种方法使曹云龙团队能够研究不同变异株感染影响人们产生的抗体。例如，那些从 Omicron BA.1 中康复的人产生了中和抗体，这些抗体可以被 Omicron BA.5 中出现的刺突蛋白突变所克服，这种突变在今年上半年席卷了整个美国。

曹云龙团队通过研究 BA.5、BA.2 康复者的抗体，预测了目前流行变体的关键突变。这些预测使研究团队能够在病毒变体被确定后评估它们逃避免疫的能力，这项工作通常比其他团队早几周。曹云龙说：“我相信，这是我们第一次领先于病毒。”

Bloom 说，他的团队一直处于生成新变种实验数据的前沿，并通过预印本、社交媒体和病毒跟踪网站来迅速分享这些信息。

如今，曹云龙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寻求设计新的抗体疗法，以确定那些最能抵御疾病的抗体。

气候革命者 Saleemul Huq：这绝对是一条红线，我们准备走过去

他帮助迫使富裕国家为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和破坏买单。

上个月，在埃及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结束前的最后几个小时，疲惫不堪的代表们瘫倒在正式会议室外的沙发上。但 Saleemul Huq 并没有，他依然笔直地坐着，翻阅着手机上的信息。

会议的最终文本尚未达成一致。Huq 告诉《自然》杂志，他相信参加会议的各国政府谈判代表最终会同意设立一种新的气候基金：该基金将赔付气候脆弱国家遭受的“损失和破坏”成本，“别担心，”他说，“它马上就来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红海度假胜地沙姆沙伊赫签署的最终协议包括建立损失和破坏基金的条款，帮助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条款代表了近 30 年的成果，旨在让全球历史上碳排放最高的国家承认，它们对低排放国家负有一定的经济责任，这些国家因气温持续上升而面临破坏。十多年来，该运动的非官方领导人一直是 Huq，他原本是一名植物生物学家，现在是国际气候变化与发展中心的负责人。

“对损失和破坏负责，而不应该是援助，”Huq 说。它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条款在 1992 年巴西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之前就遭到反对的原因，那次峰会产生了今天的气候协议。“当金钱作为援助提供时，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捐助者手中。”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补充道。

他在欧洲、非洲和亚洲长大，他的父母在那里担任外交职务，在这段经历中，他逐渐培养起了对科学的热情，50 年前搬到伦敦学习生物化学，之后又在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后来，Huq 回到孟加拉国，与 Atiq Rahman 共同创立了孟加拉国高级研究中心（BCAS），这是一个专注于环境政策的独立智库。孟加拉国常年受到环境灾害的影响，尤其是洪水。Huq 和他的同事推动政府成立环境部门，而 BCAS 将是指导研究部门。政府的气候变化主管 Mirza Shawkat Ali 说，BCAS 帮助部门编写了孟加拉国的第一个环境行动计划。

英国牛津大学气候研究员 Lisa Schipper 说，Huq 领导建立了一个基于社区适应、致力于发展的全球专家网络。这一长期存在的理念是在孟加拉国首创的，其重点是帮助农村社区找到他们基于研究的问题解决方案，比如提高防洪能力或调整种植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

Huq 认为，社区“需要掌握主动权”。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他开始积极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担任气候脆弱国家（尤其是小岛屿国家）的顾问，帮助这些国家将自身需求提上联合国谈判议程。在首尔 Global Green Growth Institute 工作的环境律师 Achala Abeysinghe 表示，在 2015 年巴黎气候协议达成前的几年里，为损失和破坏提供资金的想法得到了支持。Achala Abeysinghe 曾与 Huq 一起为气候脆弱国家提供咨询。她说，Huq 的策略是说服更多国家接受损失和破坏的理由，“这样，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就不再孤单了”。但是，说服高排放的富裕国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2015 年的巴黎气候谈判取得了初步突破。最终协议第 8 条明确使用了这一术语：“缔约方认识到避免、尽量减少和处理与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相关的损失和损害的重要性。”但把这些话写进文本并不容易，Abeysinghe 说。“如果我们坚持把损失和破坏包括在内，如果条约失败，我们将受到指责。但这绝对是一条红线。我们准备走过去了。”

Huq 在沙姆沙伊赫遭到了欧盟和美国同样的回应。但他说，由于一些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想各种办法将这一承诺排除在条约之外，主张损失和破坏的人再次坚定了立场。“我们并没有眨眼。”

气候发声者 Svitlana Krakovska：没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上讲述同样的故事

她将俄乌战争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称其为“化石燃料战争”。

2 月 24 日，Svitlana Krakovska 可以听到导弹落在基辅附近的声音，而她坐在公寓里，与 93 个国家的代表举行视频会议。参加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会议的代表们正在讲述人们备受期待的关于全球变暖影响的报告。Krakovska 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是否应该利用这次会议来抗议俄乌战争。

Krakovska 说：“我明白 IPCC 不是一个政治机构，我不想违背它。”Krakovska 在基辅的乌克兰水文气象研究所管理着应用气候 。“但这是一种特殊情况。”

爆炸事件迫使 Krakovska 退出了 IPCC 的大部分会议；她与丈夫和四个孩子一起，为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做着准备。但经过三天的商议，她还是决定在闭幕全体会议上发言。“我很生气，”她说。

她对代表们说：“人为引起的气候变化和俄乌战争有着直接的联系和相同的根源：它们都是化石燃料，以及人类对它们产生了依赖。”“从燃烧煤炭、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取能源的便捷改变了人类世界的力量平衡。”

之后，Krakovska 和她的家人一直没有搬离基辅，部分原因是她的父亲在 4 月份去世前身患重病，住在一家养老院。但是，IPCC 会议之后的国际关注改变了她的生活。一位朋友说服她接受邀请，在世界各地的重大活动上发表演讲。这使得 Krakovska 因作为气候行动的活动家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她将俄乌战争称为“化石燃料战争”。

Krakowska 的职业生涯并非始于气候科学领域：她第一次参加 IPCC 会议是在 9 年前。她 1969 年出生于基辅，在圣彼得堡学习气象学，后来成为一名云物理学家，致力于在乌克兰大草原进行人工降雨实验以增加降水。

在 21 世纪初的博士后阶段，她发现了区域气候建模的新兴领域，并成为第一个将其应用在乌克兰的科学家。她发现，当时乌克兰的许多人——包括一些科学家——对气候变化的威胁不屑一顾，要么不相信气候变化，要么辩称气候变化对一个远离海洋、热带或极地地区的国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在 2013 年的 IPCC 会议上，她看到严格的科学可以被政策制定者理解，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科学家们发言时，所有人都在倾听。“我不习惯别人这么仔细地听我说话。”

随后，她说服了其他乌克兰科学家加入 IPCC，其中包括他们的生态学家 Yakiv Didukh。Didukh 称赞她的“魅力”和“谦逊”。这一经历提高了科学家在国内的影响力：去年 10 月，乌克兰高级部长批准了一项到 2030 年的环境安全和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在 2 月份的会议之后，Krakovska 离开了乌克兰，在维也纳的欧洲地球科学联盟和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等活动上发表演讲。今年 9 月，她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主持了一场关于重建乌克兰科学的虚拟会议。她还参加了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 COP27 气候大会的会外活动。

回到寒冷的基辅，她继续致力于乌克兰的气候变化预测，并希望召开推迟的网络研讨会来解释 IPCC 的报告。

在她周围，包括科学家在内的乌克兰公民都在苦苦挣扎。大约 131 所乌克兰大学和学院在俄乌战争中受损，22 所被毁；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国家研究基金会执行主任 Olga Polotska 说，超过 50 家研究机构遭到破坏或摧毁。乌克兰国家科学院约 1300 名科学家也已经离开了该国。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副主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气候变化高级顾问 Ko Barrett 赞扬了Yakiv Didukh 在 2 月份公开发言的决定。“我们是科学家，但我们也是人，” 她说，“没有人能站在她的立场上讲述同样的故事。”

猴痘守望者 Dimie Ogoina：非常专注，且积极进取

他的研究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对抗猴痘病毒。

当 Dimie Ogoina 在 5 月第一次听说猴痘病毒正在全球传播时，他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该病毒于 2017 年在他的祖国尼日利亚出现，这是近 40 年来的首次，当时已经导致 700 多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

在那次疫情暴发期间，Ogoina 是第一个诊断该病确诊病例的人。世界卫生组织去年 11 月将该病更名为 mpox。

与当前的疫情一样，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 8.2 万人感染，65 人死亡。2017 年疫情似乎集中在城市地区和中青年成年男性。这与以往 mpox 的传播模式不同，之前通常出现在农村地区和儿童中，往往是由于接触了受感染的野生动物。

Ogoina 在详细描述这种病原体在尼日利亚的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指出了它造成的不典型的生殖器肿块。而儿童似乎可以幸免于难，即使在一些有感染的家庭中。2019 年，在此基础上，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病毒可能通过性接触传播，而且可能比以往人人传播要有效率得多。他试图说服大家，但几乎没有成功。他说：“人们不想把它当回事。”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该病毒是否通过严格意义上的性传播——通过血液、精液或其他体液传播——但很明显，它很容易通过性接触传播。自从猴痘在全球暴发以来，Ogoina 的 mpox 研究已经被引用了数百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家 Anne Rimoin 说，它让卫生官员了解了性接触的作用，并帮助加快高收入国家教育和疫苗接种运动的发展。20多年来，Rimoin 一直在参与追踪和控制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mpox。“Ogoina 一直是该领域的领导者，”她说，“他的发现非常重要，本应向世界发出警告。”

Mpox 并不是 Ogoina 对病毒的第一次尝试。自从十多年前成为一名传染病医生以来，他一直走在尼日利亚研究其他传染病的前沿，包括艾滋病毒和埃博拉病毒。尼日利亚医学研究所的病毒学家和研究负责人 Rosemary Audu 说：“他是一个非常专注和积极进取的人。”

但现在，尽管全球疫情正在减弱——全球平均每周新增病例不到 100 例，低于 8 月份大约 10 倍——尼日利亚当地的局势没有显著变化。在西非和中非，控制该病毒在高收入国家传播的药物、疫苗和监测资源仍然遥不可及。

在过去的一年里，关于 mpox 的出版物迅速传播，但是 Ogoina 说，他担心对 mpox 的新关注和资金将很快枯竭，这种疾病将恢复到仅在中非和西非国家传播的状态。

因此，他把深入研究和阻止这种疾病作为自己的使命。到目前为止，他的国家在 2022 年确诊了 624 例感染，但 Ogoina 认为这是“严重低估”。他说，由于不清楚谁感染了这种病毒，以及他们是如何被感染的，尼日利亚卫生官员正在“完全盲目地”遏制这种病毒。

他还警告世界其他国家不要继续对 mpox 在非洲的传播而沾沾自喜，否则它将再次“卷土重来”。

“长新冠“倡导者 Lisa McCorkell：努力把病人放在所有类型研究的最前沿

尽管日常生活受到影响，但她仍将患者置于“长新冠“研究的中心。

作为一名研究生，Lisa McCorkell 研究了如何应对社会政策中的一些最大挑战，包括粮食贫困和社会安全网。但有一个话题，她避而不谈：卫生保健。“我觉得这太复杂了，”她说，“我试着远离它。”

然而，她后来却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医疗保健政策上。在 2020 年轻度感染新冠肺炎后，她成为了“长新冠”受害者，早日常生活中持续受到新冠的影响。同年晚些时候，她和其他四名患有这种疾病的女性成立了 Patient-Led Research Collaborative，试图对这种情况进行研究并提供信息。

今年，尽管在许多国家，新冠大流行已从议程上消失，但该组织的成员人数和影响仍在继续增长。它已经为研究项目引入了 480 万美元的基金，受助者由一组患有“长新冠”的人选出。

McCorkell 推动了“长新冠”的关键研究；去年，她在美国国会就患有这种疾病的人的需求作证。“我们正努力把病人放在所有类型治疗的最前沿 ，”McCorkell说，“我们让患者决定我们的研究重点和这些资金的去向。”

这种合作的方法特别适合“长新冠”：从一开始，患者必须主导自己的卫生保健并设计自己的治疗方案。来自巴西萨尔瓦多的 Letícia Soares 说，这种困惑和恐惧让人非常孤立。她说：“同与我有相似经历的人交流，这是在情感上度过难关的唯一方法，既能让你活下来，又能让你看到前进的道路。”

由于当时还没有针对这种情况的关键研究，McCorkell 和她的合作者感到非常沮丧。于是，他们决定自己进行研究。2020 年，他们对“长新冠”患者的经历进行了调查，并建立了谷歌文档来分享结果。McCorkell 说：“它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并帮助把“长新冠”作为一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

后来合作和研究已经超越了谷歌文档的范围。去年，该组织发布了一份记录了 200 多种症状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告。该合作组织的成员曾担任“长新冠”研究项目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耗资 10 亿美元的 RECOVER 项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物理治疗师 Kelly O 'Brien 说：“他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做的事情非常出色。” O’Brien 与该组织合作进行了一项关于症状波动的研究。McCorkel 说，她和联合创始人 Hannah Wei 在完善这项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使“长新冠”患者参与研究变得更加可行。

目前，他们正在进行关于新冠病毒再感染对“长新冠”影响的研究，并倡议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研究这种情况。今年，该合作组织开始分发由 Balvi 授予的 480 万美元，Balvi 是加密货币企业家 Vitalik Buterin 为支持高影响力的新冠相关项目而设立的基金。

Soares 说，该组织的工作人员保持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应对反复出现的症状。“我们的工作风格非常不同步，我们将员工的健康置于一切之上，” McCorkell说。

与此同时，McCorkell 自己的议程也在不断变化。在与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内的政府机构联系时，她意识到，“长新冠”患者只是需要发声的更广泛残疾人群体的一部分。“我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将残疾正义作为任何政策制定的一个视角来走向未来。”

堕胎实情调查员 Diana Greene Foster：已准备好、并愿意听到不受欢迎的结果

在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各州禁止堕胎后，她开始追踪其后果。

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参加全国堕胎联合会年度会议时，Diana Greene Foster 看到了一份泄露的裁决草案——美国最高法院打算在 5 月份推翻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Foster 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名堕胎研究人员和人口统计学家，她说：“我的手机都快炸了。”

这一决定并非完全出人意料。事实上，Foster 非常担心最高法院会破坏 1973 年保护堕胎权利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她已经开始计划一项研究，看看这一裁决对那些最有可能禁止堕胎的州有什么影响。但那感觉还是像一记重击。“我希望这项研究永远不需要进行，”她说。

Foster注意到，该裁决草案没有提及她和其他人已经向法院提交的关于堕胎结果的大量研究，她发誓要确保科学证据成为对话的一部分。第二天，她一整天都在和记者打电话。

二十多年来，Foster 一直在研究避孕药具的获取和计划生育项目的有效性。但她最著名的研究是关于堕胎（或被拒绝堕胎）对人的精神、身体和经济健康的影响。这项研究被称为“Turnaway Study”，灵感来自于 2006 年她从一位堕胎服务提供者那里听到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评论：“我想知道那些被我们拒绝的女性会怎样？”

Foster 意识到，通过追踪那些被拒绝堕胎的人的结果，她最终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堕胎是否会造成伤害。之前的研究着眼于有孩子的人和堕胎者的结果。但是“唯一合理的比较群体是那些想要堕胎但不能堕胎的人”Foster 说。以前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比较。

“我们还没有真正提出一种严格的方法来记录堕胎本身对人们的影响，” Lauren Ralph 说。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流行病学家，与 Foster 一起参与了这项研究。“她真的想出了这个美丽而创新的设计。”

Foster 和她的团队说服了全国 30 个堕胎服务提供者，招募来诊所堕胎的女性，以及那些错过了设施指定的截止日期而被拒绝堕胎的女性。通过 50 多篇同行评议的论文，这项研究表明，接受堕胎不会损害女性的健康或幸福。然而，被拒绝堕胎会导致负面的经济和健康结果，并伤害家庭。那些被拒绝堕胎的女性更有可能生活贫困，独自抚养孩子，并经历与孩子出生有关的危及生命的并发症。

例如，一项分析将“Turnaway”参与者的一部分与其信用评分相匹配，结果显示，被堕胎诊所拒之门外的女性比获准进入堕胎诊所的女性经历了更大的经济困境，也面临破产和被驱逐等负面事件的增加。

佛蒙特州明德学院的经济学家 Caitlin Knowles Myers 最初对 Turnaway Study 的设计持怀疑态度。她认为，那些在为时已晚后才去堕胎的人可能已经陷入了经济困境。但 Myers 说，Foster 的信用评分分析显示，“直到她们人生的关键时刻”，这两组人都很相似。“然后它们就会出现巨大的分歧。”

Foster 的下一项研究是在 6 月份罗诉韦德案被正式推翻几天后启动的，该研究将比较那些在各州禁令生效前两周内成功堕胎的人与那些计划堕胎但无法堕胎的人。在 Turnaway Study 中，那些被拒绝堕胎的女性几乎没有其他终止妊娠的选择。“但有了这些禁令，问题是谁能真正规避州法律，” Foster 说。这项研究还将考虑寻求堕胎的变性人和非双性恋者；这些人没有在 Turnaway Study 中被追踪。

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的律师、生物伦理学家 Katie Watson 一直被 Foster 对事实的不懈追求所打动。“她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她已经准备好了，也愿意听到不受欢迎的结果。”Watson 说，当政策制定者和活动人士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做出断言时，“她毕生的工作就是核实它们的事实”。

Foster 希望，她在未来几个月收集的证据将有助于决策者决定是否改变本州对堕胎的限制。最高法院可能忽视了科学，但 Foster 希望各州不会。“我绝对有信心，当州一级做出决定时，他们会有关于家庭后果的数据。”

危机外交官 António Guterres：我对人类的团结有极大信心

他欣然接受了其代表世界良知的角色。

11 月，联合国秘书长 António Guterres 对参加联合国气候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了激烈的言论。“我们正走在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上，而且我们的脚还踩着油门，” 他对各国代表们说，“我们的星球还在急诊室里。”

将大胆的公开声明作为人类良知的声音，已经成为 Guterres 的一个特点。他认为失败就是失败。2015 年，时任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他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世界一片混乱”。

这些呼声大多集中在环境问题上，旨在为低收入国家的利益服务，并制定全球优先事项。但据内部人士透露，他在幕后的低调外交也帮助避免了今年的粮食危机。

在俄乌战争期间，敌对行动阻碍了来自两国的数百万吨粮食的运输，这些粮食通常至少占出口到全球市场的小麦、大麦、玉米和葵花籽油总量的 30%。乌克兰约 90% 的出口通常要经过黑海，但当敌对行动阻碍航运时，有可能导致食品价格飙升，以及数百万人遭受饥饿。

Guterres 和其他联合国官员与外部伙伴合作，帮助促成了谈判，以建立一条受保护的粮食运输通道。

联合国大学（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校长 David Malone 表示：“很多事情不仅要由他个人安排，还要由许多其他官员安排。”“尽管他前后说了一些严厉的话，但他确实去了莫斯科，并说明了情况，毫无疑问，他的干预是影响因素之一。”

协议签署后，食品价格下跌了 10%，从那时起，近 1100 万吨谷物和其他食品通过黑海。

Guterres 在推特上写道，这一壮举证明了“谨慎外交在寻找多边解决方案方面”的力量。它还反驳了一些批评人士，这些批评人士称他处理全球复杂危机的方式过于谨慎，只会说而不会做。

Guterres 在长期的公共服务生涯中获得了谈判技巧：他此前担任过两届葡萄牙总理。

在进行内部改革的同时，他继续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解决全球性问题。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执行主任 Måns Nilsson 说：“Guterres 在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问题上发出了强有力的重要声音。“他利用自己的号召力，动员各国政府首脑，特别是企业领导人采取气候变化行动。”

11 月，各国在气候谈判中陷入了僵局，Guterres 敦促各国通过一项 Climate Solidarity Pact，承诺富裕国家帮助加快全球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尽管世界面临着种种挑战，Guterres 仍然看到了未来的希望。11 月，全球人口突破 80 亿，他说：“我从不赌人类的创造力不存在，我对人类的团结有极大的信心。”

移植先驱 Muhammad Mohiuddin：我和那个病人同生共死

他和他的团队将第一个基因编辑的猪心脏移植到了人体内。

1 月的一个雪夜，Muhammad Mohiuddin 不愿冒险开车一小时回家，于是睡在了巴尔的摩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办公室里。如果天气状况继续变坏，这位移植外科医生担心他可能会错过原定于第二天早上进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手术：首次将基因编辑过的猪心脏移植到人体内。

这项手术将实现 Mohiuddin 和其他人数十年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让猪成为等待移植的病人的器官来源。众所周知，异种器官移植在几个世纪前就被首次提出，但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人体会迅速排斥来自其他物种的器官时，这一想法就被放弃了。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基因编辑技术的进步使研究人员能够去除触发人类免疫系统的特定猪蛋白质和糖，从而使器官更加相容。一些公司也开始为此目的饲养转基因猪。

像许多其他科学家一样，Mohiuddin 已经向 FDA 申请允许在临床试验中测试异种移植。监管机构一直要求获得更多关于在非人类灵长类动物身上进行转基因猪器官研究的数据。

然后，在 2021 年 12 月，Mohiuddin 和同样来自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外科医生 Bartley Griffith 找到了一个办法。一名 57 岁的男子 David Bennett 因心脏衰竭而卧床两个月。他也无法获得人类的心脏，肯定很快就会死去。Mohiuddin 和他的团队意识到，Bennett 的情况使他有资格接受实验性治疗——包括异种移植。

Bennett 同意了这一程序，Mohiuddin 和他的同事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将他们十几项将猪器官移植到狒狒体内的实验数据发送给了 FDA。然后，该团队需要伦理学家的批准，大学系统的资金，以及所有参与者的血液样本（在手术前后采集），以确保没有人被猪病原体感染。四名精神科医生证实，Bennett 在签署同意书时精神状况良好。

最终，在新年前夜，FDA 批准了这项紧急手术，手术团队将手术时间定在 1 月 7 日。在手术后的几周内，多次感染使 Bennett 已经脆弱的状态更加脆弱。后来，研究小组得知猪心脏感染了一种未被检测到的猪疱疹病毒，但尚不清楚是否是这种病毒影响了 Bennett 的健康。

移植的消息让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既惊讶又兴奋。“这是该领域向前迈出的一大步，对一位重病患者来说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国际异种移植协会主席 Wayne Hawthorne 在一篇评论中写道。尽管 Bennett 在完成手术的两个月后去世，但他活得比任何人实际预期的都长。Mohiuddin 说：“我和那个病人同生共死。”“我想让他永远活下去——这是我心里想的——但在我脑子里，我知道这将是一个奇迹。”

Mohiuddin 说，他的团队偶尔会收到来自动物权利组织和其他研究人员关于接受者选择的批评。“有很多意见，但我们有数据，我们认为这比没有数据要好。”然而，许多科学家和移植外科医生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认为这是赋予该领域合法性的一个里程碑。

Mohiuddin 愿意进行更多的紧急心脏异种移植手术，并希望开始更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但尚不清楚何时会开始。今年 6 月，FDA 与科学家和公司举行了一次会议，概述了他们对异种移植的担忧。主要问题是病人的安全，特别是感染猪病毒的可能性。

但是，Mohiuddin 的实验，以及最近几项移植猪心脏和肾脏的研究，让研究人员充满希望。Mohiuddin 说：“我从没想过这会发生在我的有生之年。”

政策关键人 Alondra Nelson：她做事有一套程序

她在公平、诚信和开放获取方面贡献巨大。

今年 2 月，当 Alondra Nelson 接手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时，该机构一片混乱，上任领导、生物学家和数学家 Eric Lander 因在欺凌和工作场所骚扰的指控而辞职，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办公室突然成为公众的焦点，因为饱受围攻的员工们在全国媒体上表达了他们的不满。Nelson 在早期作为代理局长传达的信息很简单：让我们回去工作吧。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平静地重新思考了我们为什么在那里，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彼此相处。”这名工作人员要求匿名，因为他们无权接受媒体采访。“这正是我们当时所需要的。”

Nelson 是一名社会学家，在探索科学技术的社会和种族影响方面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在 2021 年被任命为 OSTP 首位科学与社会副主任。该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协调整个联邦政府的科学政策。

对于 Nelson 来说，在加入该机构之前，她正在写一本关于 OSTP 的书，这是一个将她的研究付诸实践的机会。她说，政府有一个历史性的机会，可以通过联邦政策促进公平，并加强各机构的科学诚信。“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

2013 年，大约 20 个由政府机构资助的科学家，要在论文正式发表后的一年内免费公开这些研究成果，而新政策取消了一年的宽限期，并适用于所有政府机构。尽管 OSTP 多年来一直在研究这项政策，但这项声明还是让一些人感到意外。开放获取的支持者对这一行动表示赞赏，称这将为日益增长的全球运动注入动力。但科学出版商的反应却不同，他们正面临着行业的转型。

许多期刊出版商——包括出版《自然》杂志的 Springer Nature——表示了谨慎的支持，但美国出版商协会（AAP）抨击了这一政策，认为这是在没有科学出版业有意义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Nelson 坚持认为，她咨询了出版界的利益相关者，但美国儿科学会的警告得到了国会的响应。在 10 月份写给 OSTP 的一封信中，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警告说，政府不仅必须确保联邦资助的研究是可用的，而且要“以一种避免意外后果和科学效益最大化的方式”去做。

一些内部人士担心，在早期，当更多初级员工受到虐待时，Nelson 是否做了足够的努力来对抗 Lander。一名熟悉情况的政府官员表示，事发时“她就在房间里”。但 Nelson 的支持者把责任完全推到 Lander 身上，认为权力差距太大，她自己无法克服。

Nelson 拒绝回答有关 Lander 任期的问题，只是说，在他离开后，“我们必须做一些工作，让 OSTP 的文化回到我们可以专注于科学、技术和政策的轨道”。

许多人对 Nelson 仍能取得的成就抱有很大的希望。认识她或曾与她共事过的人说，她善于倾听，能记住别人的名字，能长时间工作，还善于激发同事的潜能。

“她做事有一套程序，这令人印象深刻，但也让你坐得更高一些，” Rebecca Gluskin 说，她与 Nelson 一起在纽约市的一家非营利组织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担任数据科学家。

Nelson 说，她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仍然很兴奋能做这件事。即使两年过去了，她说：“我每天都会掐自己。”